作为广告的魏徵
魏徵是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谏臣，以此相呼应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成了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最能纳谏的明君，他们两人成了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明君贤臣的典范，成了敢言与能纳的天造地设一对。
魏徵的敢言直谏，似乎不需要再举什么例子，也用不着翻《新旧唐书》，各种各样通俗的、普及的历史、政治读物中，魏徵直谏成了不可不说的一节。事实上，魏徵确实也不是浪得虚名，他的敢言至少有三条是一般谏臣难于做到的。一是国事要谏家事也要谏。皇帝的家务事如宠爱某个女人，对某个儿子喜欢些，这里面往往有着许多摆不到桌面上来的“猫腻”，有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一不小心牵了进去，被杀了连为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历来谏臣都把这作为一个“雷区”。但魏徵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唐太宗的妃子与李（责加力）、王（王加圭）争夺住宿的档次、待遇，他敢说太宗不该重女人轻大臣；太宗欲立魏王李泰为太子，他照样说不行。说这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一点也不是虚言。二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一般的谏臣，谏书上去君皇不听，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消极一点，就此罢手，反正我是尽到责任了，你再不听人家只会骂你不会骂我；积极一点，过段时间加找个由头变个花样再说一遍，再不听只好算了。连孔子也说：“三谏不听可以去矣”，已是仁至义尽，就算离去也不能怪你。但魏徵却是一条道走到黑，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太宗接受为止。所谓“性又抗直，无所屈挠。”三是不分场合不看脸色。谏臣向有“密谏”、“曲谏”之说，无非是想方设法要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提出适当的建议以达到理想的效果，但魏徵似乎不知道这些，只是一味的直谏。明知道太宗手里藏着一只鸟雀，他偏偏故意说个不休，非得让这个鸟雀活活闷死才痛快； 明知太宗正在气头上，他就是要不识相，“虽逢王赫怒，神色不移”，让太宗心烦意乱地听他唠叨，仿佛存心考验太宗的耐心。魏徵的这三大特色，显然不是谁想学就能学得了的，所以连轻易不表扬人的史官也忍不住说了一连串的赞语，所谓“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要实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前代诤臣，一人而已。”每次读到这魏徵犯颜直谏的记载，一是吃惊：这魏徵真他妈的有胆色，二是佩服，既佩服魏徵，更佩服太宗，咱一个老百姓，老婆要多罗索几句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堂堂天子，也真亏他受得了，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太宗肚里简直好开航空母舰了。但佩服的次数一多，便忍不住要以小人之心度起明君贤相之腹来了：他们如此的敢谏能纳，莫不是在唱“二人转”，魏徵莫不是成了一面广告橱窗，向当时人也向后代展示一代君臣的风采？
唐太宗据说长得高大威猛，一部络腮胡子，很有点“酷”， 再加上他是一国之君，更是不威而怒，令人不敢轻易捋虎须。所以，长孙皇后见识不凡，更与太宗有着肌肤之亲，说起话来照样要看太宗的脸色。唐太宗作为一个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明君，一方面当然很希望在臣下前有着足够的威严，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这种威严成为阻挡臣下向他建言的障碍。他需要一个广告来向大家说：你们尽管放心放胆放口，我不会给你穿小鞋的。这个广告，魏徵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第一，魏徵本身就比一般的大臣敢言；第二，魏徵本是其政敌李建成的幕僚，他的话都听，别人的话就更不用说了。正如鲜虾面广告中的虾要比实物中的大得多一样，作为广告的魏徵，他强谏的程度必须比唐太宗能接受的要高上那么一成，犹如我们现在常说的“典型开路”。而从魏徵这一方面说，直谏本就是一件青史留名的美事，自己既有这个性格，君皇又有这个雅量，更有个要自己做广告橱窗的意思，直谏本是件博取名声，有益国家但可能给自己的仕途带来风险的事，现在成了只赚不赔的绩优股，当然要大大地投上一笔。于是，谏起来就更来劲了，就有了点“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只看我说得凶不凶；不管你是否听得进去，只看你接受的态度”的味道。这样说可能有点戏剧化了。事实上，我也相信这君臣两人是不大可能商量着做的，但在经达起初的几次试探后，双方摸准了对方的路子，就心照不宣地或者说不自觉地来了个“二重唱”。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这样做对双方形象有利，对国家有利，为什么不呢？唐代尤其是在太宗时，涌现出了一批敢言敢当的诤臣，如王（王加圭）、马周、褚遂良等，连裴矩、封伦这种在隋朝以谄媚出名的人到太宗前也谏了起来。谁能说跟魏徵的广告作用没一点关系呢？
或者说，这样的推测虽不无道理，但也只是“想当然耳”。自然，史书中不会有这样的记载的，但也稍稍露出了一点线索，虽然并不能说明这确是那么一回事，但至少也可说明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唐太宗在驾双臣下时，喜欢玩一点无伤大雅的权术（可参见《唐太宗的权术》一文），从性格上说，跟魏徵心照不宣地演演戏，是完全可能的。唐太宗在魏徵生前，曾多次对魏徵的直谏表示了公开的明明白白地赞赏，有的词都是最高级的。比如像“卿之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此。”“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今名臣，何以加也。”至于把魏徵比如“正已”的明镜，更是成了千古名言。但事实上，太宗对魏徵并不是一点也没有保留的，对他直谏的赞颂在很大程度上也有鼓励群臣的意思。魏徵死后，一次兵部尚书李（责加力）对太宗说：“前几年薛延陀犯边，陛下当时必欲追击，但后来听了魏徵的话，坐失良机。倘当时按您的策略，则无一人可生还，可保我国五十年无边疆事“。太宗说：“你讲得是不错，实在是魏徵的计策错误。但我不想因一计之误而责备他，因为这样一来，他就算真有良策，也不肯出了”。唐太宗可谓是用心良苦，明知魏徵之策不妥，也不敢拒绝，怕落了个不听谏言的名声。魏徵成了纳谏的形象广告了。魏徵曾秘密向唐太宗推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群集有宰相之才，太宗当时当然给了魏徵面子，但魏徵死后，杜正伦犯罪，侯君集谋反，太宗遂怀疑魏徵是在结党营私。后来听说魏徵将自己的谏诤言记下来给史官看，于是“愈不悦”。起先太宗曾允许以衡山公主嫁给魏徵的长子魏叔玉，这时就下诏停婚，魏徵家从此一蹶不振。可见唐太宗对魏徵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推心置腹绝对信任，他对魏徵忠贞的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说给群臣听的。
这样说来，倒似乎魏徵成了太宗手里的一张牌，魏徵的存在只是证明太宗纳谏的雅量。话恐怕不能这么说，站在魏徵的角度，他在被太宗利用（姑且用这个词）的同时也在利用着太宗，太宗在通过他来表明自己是个明君的同时，他也在通过太宗来使自己成为历史上的“第一谏臣”，这几乎可称为是一种于两人于国家都有利的“三赢策略”。魏徵为把自己对太宗的谏诤言亲自收集整理起来，交给负责起居注的史官遂良，要知道按规矩皇帝是不可能看到“起居注”的，魏徵的用心就很值得琢磨了。比魏徵稍后的另一大臣马周，也是一个有名的谏臣，他在临死前，令家人将自己陈事，劝谏的草稿拿来，亲自烧了个干净，并慨然说：“管仲、晏子彰君之过，示身后名，吾弗为也。”自然并不能就此说马周的人格比魏徵高上多少，但魏徵不但自留谏言还希望史官记载焉下来，是不是也想通过彰君之过以树立自己一代谏臣的“身后名”呢？
说唐太宗的虚心纳谏，魏徵的犯颜直谏，是在共同合演一本广告片，并没有一点贬低两人的意思，事实上，唐太宗拿魏徵作广告，正是表明了他纳谏的诚心和勇气，这种以国家为重个人尊严，声誉为轻的良苦用心（当然这反而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尊严与声誉，这是另一回事），足可为后世帝皇所师法。像太宗的这种做法，我想任何一个有中等智商的君皇都能想到，但能做到的却寥寥无几，他们连纳谏的样子也懒得做！这正说明了唐太宗的不可企及的英明。魏徵的直谏可能是有那么一点投其所好而故作姿态的成分，而这必须是建立在他的忠贞与负责之上，与封德彝、裴矩之类的以劝谏作为政治投机，“以直取媚”，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说到底，就算魏徵完全是作为一种广告而存在，那也丝毫不损其高尚品行，就像一家企业，它每年都能连续生产出高质量的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即使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知名度，是为了打牌子，但我们能说这样的企业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吗？
